行政吸纳政治,责任大于权力的衙门都迁都HK算了

September 17th, 2008 3 Comments »

党国质检总局:伊利蒙牛22家企业69批产品含三聚氰胺

vs

港府食环署公告之内地产奶制品http://www.fehd.gov.hk/news/details/16-09-2008-1271c.html

何时淘宝上的钻石信用能用来诈骗你

August 31st, 2008 2 Comments »

久在河边走,终于湿了鞋。也许是为了庆祝奥运闭幕,在淘宝上首次被诈骗、金额恰好88.88rmb。与我打交道的卖家id都是钻石级别,一个卖家是一钻,另一个五钻。作为一个前网络程序员,被这样低级的伎俩诓到,只好说淘宝钻石信用深入我心。

过程说穿了简单,作案者设置一个伪手机卡充值网页,用来获得受害者将来输入的密码。然后,“盗取”一个高信用级别的卖家id,铺货放一个标题中给出低价的手机充值卡,并明示买家拍之前要先联系卖家。受害者一上钩,就告诉受害者这个点暂时缺货,需要去某五钻卖场以网游卡名义拍来密码,在他(被盗号一钻卖家)的诈骗网址那里给手机充值。受害者信任淘宝的延期确认付款机制,待发现手机未被充值,就与两位卖家争议。五钻卖家所给的网游卡号密码,由受害者在诈骗充值网页上泄露给了犯罪人。至此,无论淘宝如何仲裁,五钻卖家和受害者无法同时从淘宝延期付款机制中获得保护。如果没有信息成本,五钻卖家可以返还给受害者利润部分同时获得好评。通常由于信息成本,淘宝最多将五钻卖家因此获得的恶评中评注销,同时让受害者在破案之前承担所有有形的损失。

前后各方面最大的损失则是淘宝全卖场的安全感。这是乘法的损失,淘宝的市场价值有多大,这个损失系数所乘的基数就有多大。如果在香港,企业将不遗余力要求保安单位(我们叫公安部门)侦缉破案,不在于追回多少钱,在乎追回安全感与消费者信心。相信作为企业的淘宝有同样迫切的需求。被考验的是淘宝公共关系部门附带法务部门,能否竖威曰:犯我淘宝者,虽远必诛:p

随便谈谈某安事件后的处理思路

July 5th, 2008 2 Comments »

1、定性问题;
事件已经定性了。就是“一小撮”的问题,唯一和以前的“一小撮”不一样的是,多了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老百姓对这样的定性是有难以接受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可是,在现实条件下,这个结果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都有天然的“自卫”的动机。对我们D来说,也一样。姑且不说事件真相,D的底线就是任何情况下(注意,是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出现冲击权力机关的事情发生。东土是代代有错案,朝朝有冤魂,纵使是万古明君,也是力争少一点错和冤,对有错有冤,只要有一点大脑的头来说,都知道他手下肯定有办一些错案,有害命的(别以为上层什么都不懂)。但是对任何一个高官来说,冲击权力机构,都是直接定性为李自成,都是对如“此多娇的江山”一个最直接的威胁,这是底线,是致命的底线。
所以无论真相如何,上头第一反应不是说是否冤案,而是权力机关被冲击了。如果今天没有定性为“一小撮”问题,此例一开,将来哪里有冤案,当地只要民风强悍的,都是冲击权力机构,这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后果就是只要哪一次没有处理好,江山搞不好就易主了。所以,这一次定性的最大动机不是真相,而是民风已经直接撞击D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管你什么动机,什么理由,什么冤屈,都不允许暴力冲击权力机关。
这就是底线,也是这次定性的第一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说在这个出发点下,会出现7岁的暴徒。暴的定义不是你为什么“暴”,而是你行为后果在底线里面就是“暴”。

2、真相问题;
因为涉及敏感问题,现在阶段无法谈真相。左倾的话,本博被网民踢爆,右倾的话本人被约谈喝咖啡。这都是我不想面对的。现在的形式下,谈真相是一个善良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已经触及底线,这个底线是比真像更接近本质的一个东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真像,仅仅是导火索,却不是问题关键了。所以谈真像,除了满足人心的善良愿望外,意义不大。但是真像自在人心,这一点也只能写到这里了。

3、石的压力;
作为贵省一号的石这几天直接站到第一线上。我知道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勤政殿里面的人不会派一个贴身大员下来主办,而是交给很可能扯不开关系的贵省一号呢?这个其实也是政治问题。此次事件之大,不可能天庭上面不知道,不要低估天庭对每一个大事掌握信息的能力,天庭不说话,不是哑巴也不是傻子,仅仅因为说话太“重”了,说一就无法二,是底牌。让石来办事,主要考虑如果办的好,能搞定,那就算代表天庭了。如果办不好,那就不能代表天庭,天庭可以直接以首要责任(某安终结在石管辖下一个县城)“杀”石以谢天下。这就是石的压力,固然现在有处理该事情的全权,但是只要天庭不满意,他随时将被该事情管理首责下课。如果派一个天庭里面的人下去,那么事情办好办砸,天庭自己都要吃下去(办案的人不能杀也不能再办),而不是像现在,如果办不好,收不了民怨,那时候就“杀”石以谢天下。所以现在石是有绝对权力来办案的,这个权力大到各地媒体都不能在这个时候发出对石不和谐的声音。
所以现在说石是提着脑袋办案过分一点,至少是提着乌纱帽办案了。

4、石的思路;
先稳后公。
上文已经分析了,底线是冲击机关。所以先解决这个冲击问题。一小撮的定义就是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只要是冲击机关,不管你什么理由动机都是“一小撮”,没有的商量。只有这样,才有获得书本上的法理支持,武警进入,先强压稳定秩序。能在最短时间内稳定秩序就能向天庭要的延长办案的时间。否则天天一大撮人围在衙门口,还怎么办案呢?对于天庭来说,不怕石现在用强力来防民之口,因为如果真的有意外,需要解决这次强力带来的更大的民怨,就是把石给办了,就解决了。所以现在的强力是石自己选择的,而且是拿自己的前途来豪赌的。
稳下来(就是是危险的钢丝绳上稳下来)后,下面就是公。石这次记者会上,最败笔就是描述案情细节过多,甚至用了俯卧撑这样的词汇,其实当时就是三言两语跳过细节就可以。(反正已经定性了,就不要在细节上要细描了,细描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石最聪明的地方是,留下一个口风,这个口风就是:深层次的原因。我估计,未来各地办案,很多人都将活学活用这个词汇,深层次的原因。这个词有几个作用,1、给上头留下遐想空间,说明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深层次问题还需要我解决,请给我更多时间;2、深层次原因,如果需要有人对深层次原因负责,试问谁呢负责呢,天庭?原县委和县长?当地土豪?还是那么一小撮呢?这个理由真强,强到上可以指天,下可以点地,中间还可以敬同僚。深层次也是在告诉媒体,稍安勿躁,我还没有表现完呢,先不要就泼墨水杀人。
最重要的是,深层次这个词,本质上赋予石更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可以用深层次来继续办案。因为底线问题,这次已经不能再谈真相,或者谈真相无意义,对于这个事件真正的责任人,就是这个事情真正的肇事者,很可能就是县委里面的几个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公布的真相就是“一小撮”人等于直接给他们开罪无错了,那么民怨变成将来就是剩下石一个人去顶缸,让省里面顶县里面的缸,石还没有幼稚到这个份上。石一句“深层次”,就是要来更大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可以用这个深层次三个字,来“杀”县府里面任何一个人。现在就是县长县委下课,这个下课在法律上可以不是本案办错(本案已经是元凶在“一小撮”了),但是却可以让县委里面任何一个人为本案的深层次原因下课。你看看深层次的原因,说的难听一点,里面任何一条,刀刀都可以对着县委县长。
石的本意就是让50几个人承担冲击大罪(总不能把全县都逮了,真的是罚不责众呢),抓50个也够了,这50个是“谢”底线。但是假定事情就这么办完了那么民怨就要海了去了,要谢民怨,要么擒石,要么就把元凶搞出来,现在县长县委已经先下课,未来还会带一批人下课,估计后面就是跟进解决这几个人和深层次矛盾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强行拆迁,或者勾结当地黑社会(这个很可能是这条),县衙里面这次就要为石先稳后公的”公”来做注脚了。

5、典型的中国特色
这件事情,也许将成为一个小案例。这个案例就是在突发事情情况下,主责官员因为深层次原因下课甚至坐牢,而不是本身这个案子的真相问题。鄙人这里说一句,奉劝诸公不要再追究俯卧撑的详细经过了。我那天初看之后也是暴跳如雷,义愤填膺,后来细想,石除非自己是最后黑手否则必定将有后续动作擒元凶。固然到时候杀元凶的罪名不是本案,但是元凶起码法办了。中国特殊就是要结果,而不是要真像,本案真相,已经随这李去了九泉之下了,但是昭昭天理,依然能够法办元凶。

等。拭目以待。

与其开费尽心思开奥运会,不如端坐直接开新闻发布会

July 2nd, 2008 1 Comment »

前两天,刚刚开了一个虎照新闻发布会。憋了261天,终于憋出了一句话:拍摄造假事件系周一人所为,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和其他村民参与造假的事实。

这不,立刻吸取经验,昨天又开了一个。这次高效、透明、绝对不憋261天!–急群众所急,想百姓所想呀!

TMD!就这个样子,耗那么心思开什么奥运会,不如8月8日让新闻发言人直接帮一个板凳,对这话筒宣布一下我们开了一个要多成功,有多成功的奥运会。
开完招待会,直接让发言人趴到地板上做3个俯卧撑就可以了。然后宣布闭幕。一切万事大吉。

2008年,中国奥运会就只有一个单项比赛,就是“中国特色的俯卧撑比赛”。
天朝上国,所向披靡!

胡总书记与温总理的合影

June 4th, 2008 1 Comment »

从右到左:温总理,胡总书记,胡总书记

温总理英文维基页上还有一张也没带眼镜的合影: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0/04/Zhao.jpg

参考一篇公开发表的胡温政体正面文章。有诛心之论称之为作者从政投名状,但文章本身至少表达了我这个党外小知识分子的个人期待。

贺照田: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

想起来自己都惊讶,在2003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常在我记忆中浮现的,既不是”非典”,也不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开战,而是学界很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对国家权力态度的转变。

2003年,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

围绕着2003年许多朋友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态度转变的思考,所以惊讶,是因为以毛时代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识界的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并在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言论与氛围在 2000年以后仍在延续,是以当2003年看到许多朋友与知识人明确表示对当时国家权力的认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强烈。

回顾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的各种思潮与观念、言论动向,并对认同现国家的各种言论逻辑加以仔细考察、分析,我认识到,2003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认同现国家权力的现象,其实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应该”惊讶”。在构成思想、知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界许多人产生了对国家权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赋予及期待。

因此,当中国国家权力表现出与这些功能赋予及期待看起来相配合的政策与承诺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便会为此配合的外在契机的出现而鼓舞,从而公开表现出自己的认同看法与欢迎热情。可资对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其时流行的思潮、观念对市场作用过多的想象与意义赋予,使得知识界在国家问题上,未经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介,便采取了认为该尽量弱化国家权力的立场。

从2003、2004年许多公开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权力反应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我解释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这批在2003、2004年开始明确表现出自己对国家热情的知识分子解释说,2002年年底,新一代领导核心组成。在他们看来,虽然新一代领导核心刚上台时亦有”大国”、”盛世”等对中国现实包含了乐观判断的举动,但很快就因对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而把相当注意力转到了对中国内部诸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上来,并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对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的解决。

也正是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些危机和问题的积极回应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相关举动、措施与承诺称为”新政”。确实,此一变化的善意期待,构成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决定性外在契机。

其时,一批自命左派者开始认同现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很多举措和承诺与他们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调整对国家的态度,其理由虽然也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对很多他们看重的问题与危机的积极回应;但细究起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历史的展开中落了空,加上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希望放到中国现国家权力的转化上来,希望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这些由先前的状态转变为重新认同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期待现国家的变化,共有的一个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国大陆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清楚,美国所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的开始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国家职能的活跃与深化;而对世界现下各方面实际运作状况了解的加深,及对世界某些对待中国的方式(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反弹,也都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而这些当然也在推动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调整、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心理感觉关系。

虽然,2003、2004年很多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很强的认同取向与热情,因这两年国家权力实际所作所为所发生的变化,使不少知识分子从对国家的热情称赞、热情辩护,变为表述克制、犹豫,但即便如此,公开、半公开特别是私下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过分辩护与同情仍是相当普遍的,并且是现下知识界区别于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这种谈论中国中央国家权力的情况相当常见:公开表述时谨慎、犹豫,好像客观中立,但细加体察则可判断其言论实倾向同情乃至为国家权力辩解;此种同情现中央国家、为现中央国家辩解的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充分,即把许多明确与国家有关,但又于国家不利的现象与问题的出现,解释为派系斗争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国家下层权力把好经念歪了等等,而自觉不自觉通贯此中的逻辑则是为之进行善意解释、辩护和道义赋予。

在初步解决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国家权力问题后,跳跃一步,来关注他们为国家解释与辩护的内容与方式,而非着眼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解释与辩护及其解释与辩护的动力何在。

三个根本性问题

如前所述,这类辩护方式将引出如下认知后果:一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被简化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历史被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现在这类解释与辩护,事实上也在把现实简化为代表受损阶层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两个阵营,而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二是这种本质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层官员)把经念歪了的解释模式,虽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为对太多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不仅无助于对这些问题准确地理解,反而阻碍进一步的解析。

如此评估这当中多数解释与辩护,固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却方便我们清楚,这些看似常常不脱具体脉络的解释与辩护,其实常常笼统、简化、先入为主、似是而非。并让人疑心,这些同情者与辩护人,并没有真的仔细想过,妨碍他们顺利实现他们的目标,解决他们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真的只是权力掣肘问题吗?即使问题真的只是权力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讨论此权力问题呢?如果中央权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还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中,要把中央权力有效通贯到下层,并使整个权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可能吗?如果相当程度可能,那该如何去做?而此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为前提?

因此,知识分子要想真的对新政有思考上的贡献,首先就不要过急把太多问题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具备(通常只是指国家支配的可分配资源的充足与否)或权力掣肘问题,而应特别注意如下几个具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一是中央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医疗、教育改革失败问题,贫富分化、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甚至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问题,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而这意味着,他们解决问题思路的前提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超强中央财政能力,他们主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则为在此前提下重新规划和调整国家资源、财政收入的再分配。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另有关于如何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支配力又充分优裕的思路,而这意味着,他们保证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办法其实是在延续过去关于这些方面的根本思路、做法。但真的停留于此,就会出现如下局面:现在中央政府所看到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先前”片面追求GDP,经济增量压倒一切”的中国发展主义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的后果,现在如果不根本反思此发展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又怎能保证此发展道路和此财政汲取模式不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从而使通过资源、财政再分配所造成的一时问题与危机的缓解,又因新的问题与危机的出现而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呢?

何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中央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特别当此发展速度下降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被认为和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措施密切有关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很可能削弱乃至放弃他们曾经主张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

二是与上一问题相像,结构性紧张还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令人高兴,这说明国家高层不仅注意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衡问题(和谐社会),也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开始特别关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诸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既要保持中国高速成长又不对中国发展所内涵的问题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那么科学发展、绿色GDP指标等观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而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这些指标反而都有所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即使不存在权利掣肘问题,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落实与执行却仍只在依靠现国家权力机体。而显然,正如辩护者爱指出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我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其责任并不只在国家权力中枢设想、规划的偏差和失误,亦在各个层次国家权力机体在运行这些规划、方针时导致的问题。

但也正如前面所涉及,仅仅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必需依赖存在这些严重问题的国家权力机体,就必需尝试对国家权力机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深入把握、以及对如何控制、消化这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否则,中央层次的美意到了基层必然大打折扣,乃至面目全非。

曾做过上海市市长,后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学院院长徐匡迪的如下一段话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国家现有权力机体运作的忧虑。他在2006 年讨论中国国家计划当年中拿出3000多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时说:当时他就用笔计算,用3000多亿专款除以8亿(农民),每个人有424元。但他担心农民连24元都拿不到。他说,搞农村水利建设,从部委到省、县、乡,肯定拿走一大笔钱;搞退耕还林,林业部门也要拿走一块儿;如果再有一些地方将资金不用于建设,而是去建豆腐渣工程,搞贪污腐败,农民最后还能够拿到钱吗?因此,他建议国家对3000多亿”三农”专款进行审计,以免让中央的专款养了贪官,农民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问题是,有审计就能真的能解决他所忧心的问题吗?尤有甚者,如果中央一方面表现得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另一方面却并未构想出与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危机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新发展道路,而又不愿在发展速度和财政汲取上有根本调整,同时又在现有权力机体问题的控制与改善上没有真正良善对策,那么中央此种做法方式所内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会进一步置地方国家权力于困难之境–即地方政府在已有发展思路上为实现发展目标进一步造成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加上现下国家权力机体运作惯性中必然出现的诸种问题,相比中央顺应民意的积极形象,将使社会、民众对基层国家更加不满、不耐,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冲突。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国家权力核心所推动的新政就其已有内涵言,其实内蕴是高度结构性紧张的。而要真正面对这一新政的基本思路和已有做法所内蕴的结构性紧张,就要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既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势头和必要的中央国家财政能力,又能较有力地消弭或至少相当程度削弱诸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必须重新检讨当代史

要想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针对现实问题的观念获得顺利、有效的落实,还必须重新检讨现实的中国大陆当代历史。

即若想要顺利、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首先至少需要人们同时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去深切探讨中国经济因何取得持续高速成长,即所谓中国奇迹问题;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均贫富意识传统、且有着几十年强调平等观念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就超过了周边搞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

而要较好面对在无法绕过现有国家权力机体去执行新构想、新政策的情况下,怎样设计与努力,才可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和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需要明晰了解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处身于此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要想做到此两点,则必需同时历史地追问:”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同时起步的,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经过20年后,却在大多数权力层级变成了‘一把手’权力比改革起步前还少受限制的局面。不仅事权,而且人权财权都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既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却越来越多苦恼和不安”。

显然,所有这些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都尖锐地涉及对当代史的把握与理解。而从这些需要追问的角度看当下热心为现国家权力辩护的知识人,可发现,这些人不仅对上述重要问题缺少理解、把握和积累,甚至可说其中相当部分人对为什么要认识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下与可预见未来的根本结构性位置,这些问题和他热心辩护问题间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等都没有起码的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思考如何选取有效的问题切入点,如何相对于自己的认知目标和认知切入点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工作路径等。

相比于把握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认知现下权力机体具体组成者的精神实际,这两个在私下谈论中虽经常被涉及,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知识界正面研究的焦点的大问题,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讨论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危机,则不仅成为公开或私下知识分子谈论的焦点,而且近年亦成为知识界正面致力、把握的重要焦点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成果,那我为什么还郑重提起此两方面的问题呢?

如此,是因为10余年前便开始的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的一类研究,虽然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贡献,但恐怕亦没有人会否认由于这些研究开始时并没有对其时正在萌芽发展、现今已十分严重的诸问题的敏感,使得国内这类研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确证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的特性。而随着后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的暴露,这一方向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不回应这些广被注意的问题与危机,但这些回应并没有使他们根本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式,而多只是增加了表述层次上的分寸意识。

尖刻点说,就是”可惜”模式,即”可惜忽略了对某某问题的注意,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某某问题出现”等等。显然,这样一种简单、直观的观念反应虽然也有它的意义,却不可能引出对当代历史真正深刻的认识与反思,而毋宁是在帮助消弭真正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出现。

相比,专注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和危机的认识努力,其视角虽然常常是批判现实的而非确证现实的,但几年下来,我们仍不得不说,虽然在观念和心理上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现实责任动力,但对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历史-现实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仍然严重不足。因为就历史-现实认识来说,今天对贫富分化社会危机认识较清楚的层面主要是:前些年相当一部分农村农民生活所以陷入严重困境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政策、法规原因,以及农民工收入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的制度、社会、政策、法规原因。而这一部分事实得以较清楚认识,其达致虽和知识界批判力量的介入相关,但更在有着底层工作经验的官员与敏感的记者,和带有对策性工作特点的政府内部研究人员对此一现实的整理和揭露。

为什么对现实既具很强责任感,又具相当不错的学术和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并没有导致足够的、人们本有理由期待的对历史-现实的深入认识与警醒,反却常常把推动自己关心、介入现实的那部分现实现象过多地纳入某一已有的观念逻辑、解释逻辑呢?

反复出现这类现象,不能不说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运用清晰概念整理现实现象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一般性的方法和意识层次检讨此类问题当然重要,但这种一般性检讨并不能替代与减省那些要真的实现既运用严格概念又不脱历史-现实脉络整理问题的目标必须去具体克服的困难。而在需要克服的诸困难中,一个首要的环节便是,如何有灵感地提问,并通过此提问所开敞出的历史-现实机理,准确捕捉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得以形成历史-现实机制。

本文的上篇(刊于本刊2008年第8期)质疑近年积极为现中国国家权力解释与辩护的知识分子,并非意指知识分子不能对权力有认同与热情,而是试图关注近年来的”新政”(特别是其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及相应实践思路与措施),虽然针对了当下许多急迫且重要的问题,但其基本观念和赖以执行的国家权力机体,也蕴含了多方面的结构性紧张,和多方面的历史性困难。

知识分子的这些辩护与解释,不仅无助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本身的自我丰富与改善,而且可能会误导制定者与执行者对历史-现实的感觉与理解。本文的质疑,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意在关怀–通过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与历史现实开掘视野,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热情释放出具有积极的成果来?

本文试图在观念与历史的紧张与纠葛中引出问题、产生思考。也即,上面所提诸项问题,都是在先承认”新政”中的诸多观念和措施的积极价值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些观念措施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来提问的。

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是以,必需同时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的急剧发生,既是这两个问题原非不相干,更是因为,当前的和谐社会论在太多人那里实际只成了一个再分配问题,国家对发展成就、国家财政再分配问题。而这样一种状态,其历史的对应便是把”中国奇迹”问题与”贫富急剧分化”问题分开。显然,此种考察追问当代历史的方法,不仅无助于我们进入当代历史、认识把握当代史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感受。

因为把”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急剧发生分开的再分配思路,无助于消弭、削弱现有和谐社会论中所蕴含的发展与分配、科学发展与已存在的实践的结构性紧张,而且当此结构性紧张在一定条件下变得极其严重时,会因事先缺少认知上的准备,而使现实实践,事实上又回到人们本希望告别的老路上去。

而在已成为知识界焦点并有相当成果的中国奇迹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之外,再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却走向了其反面、何以出现过度实利主义的日常状态和诸种问题,首先在于藉此推动人们去认识、体察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于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因为所谓”新政”的落实既然主要以现有国家权力机体为依托,那么如何设计与努力,才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并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变成了一个必须被思考与处理的重要问题。要成功思考与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的深入认识。

其次,提出这些问题,还在于稍细心省察一下当代史,就可发现,近年大家所忧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生态、资源危机的形成,不仅仅只是部分观念、制度、措施不当导致的结果,还和中国当代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力逻辑、社会运行轨道、多种观念化合成的文化思想状态、日常生活理解与方式、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而历史性地考察制度改革走向反面的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度认识、捕捉对中国当代史、中国发展主义具有根本性影响的要素与问题。只有把这些探讨所触碰出来的要素与问题,和通过对”中国奇迹”问题、”贫富急剧分化”问题的探讨触碰出来的问题,一起结合起来思考,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出体察当下具体问题的基本认知结构。

而这样一种具坐标性的基本历史认知结构的建立,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更快地进入、把握、定位此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通过把当初对建立起此认知结构做过根本贡献的问题,重新置于此结构所照射的历史场域再观察,可以推动人们去更全面、准确地认知这些已被处理过的问题。这也当然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好的条件重新认识、体察、评估”中国奇迹”、中国为什么快速贫富分化这些看起来已被广泛关注,但关注路径实已相对固定、相关思考也相对被封闭的重要问题。

第三,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了反面诸问题,还在于要求我们不把问题探讨视野封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而必须把历史视野向前延伸。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革”后中国当代历史的展开,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具根本结构性的、关键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与演变,实和新时期未能更好地接受、转化毛泽东时代某些应该被接受、转化的遗产,却又在另一些本不该再受毛泽东时代遗产左右的地方受制于毛泽东时代遗产高度有关。

两个传统的冲突

审看”文革”后改革开放刚启动时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看到,邓小平一方面是明确要以毛泽东留下的中国为基盘展开自己的改革的。因此他虽然否定 “文革”,却反对”文革”后对毛泽东的过度否定思潮和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批判与检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新时代的基本口号,且严厉控制了”文革”刚结束时明确挑战乃至否定先前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后继者们也时时感到毛泽东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制度遗产、观念遗产和他们自己推动的历史展开之间的不协调,而时时进行调整。可惜的是,推动新时期开始使新时期初步展开的这些调整、改革在很多方面未能足够有力地面对好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遗产,而随着新时期的逐步展开,这一新时期兴起时隐伏的问题越来越生长成伤害着后面历史的重要问题。

重点提改革前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传统冲突的问题,当然并非意在换一种方式重复许多人已反复指出的论断: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出在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意在强调,不在这一历史高度上思考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以陷入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即是说,一方面以先前所遗留的基础为自己的根本展开前提,但在思考如何在新的开展中细致处置、转化、安排此前提的要素和能量上却深为不足;另一方面,在应该告别、超越先前历史的地方却受制于先前的历史。这些问题在历史的演化中所越来越突出对当代造成伤害,因为人们没有历史性地追溯它们的发生与演变,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真正内在于此历史的有力理解。

特别提出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关系问题,意图在于找到可行线索以准确把握我们身处的历史与现实,并在现有条件下探讨遏止与改善此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对此历史中生命的戕害。而这样一个目标则使问题的关键变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实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制度改革,但问题是,这当中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调整、改革基本达致了预想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调整改革则偏离了预想目标甚至走到了预想目标的反面呢?

显然只有不直接以选举制、多党制、议会制来作历史的裁断,并在历史的展开中耐心体察与细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的认识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权力的运作实际和所以至此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真的、而非观念幻想地看到改善它的实际可能所在。

即使对那些断定中国的出路在抛弃现有政治权力制度、代以他个人所认定的政治制度的人们而言,此种现实认识亦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精神-心理中由具体人运作的,再精心的制度亦不注定导致理想的结果。因此,在认定一种制度为必须接受的理想之后,便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此制度真的得到理想运作,而这些都涉及认识历史、社会及人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由于国家仍为形塑社会、形塑历史、形塑社会心理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研究、认识这一切,都不能不涉及国家权力实际运作,以及既被权力运作塑造,又反过来塑造权力运作的社会问题、精神问题、主体问题。

忧患意识与解决的方式

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常因各种问题信息、要求在他那汇聚,而更有条件对现实整体格局所内涵的冲突、紧张有所意识。现国家权力核心的一些言论、行为表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现下的困境绝非只是收入再分配问题、能源资源高消耗问题、环境生态等问题,而还和国家权力机体现状密切有关,而国家权力机体的问题又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状况密切相关。

一再流传的关于共产党和现国家的”忧患意识”言论,和强力推动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执政能力的强调,绝非仅仅为巩固自身权力而操作的策略,而”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

但这些举措亦表明,虽然他们比知识界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否认,他们对中间很多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在他们感觉到问题所在方向后,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有深入、系统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具体对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在很大意义上,众多问题的存在和彼此牵制,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以出现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不能有系统把握、理解,使得现国家权力在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时,又回到极其粗暴、乃至野蛮的做法上。这些做法的存在,不仅为善意地想象国家权力新政的人所困惑,也为本来对中国体制素无好感者,快速定性现国家提供着证据。何以会出现这些看起来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

首先,现国家权力虽然相当程度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但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系统的思考,因此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问题主要理解为分配不公正、缺少社会福利保障等经济范畴的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国家掌握的资源和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他们相信,通过这些再分配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问题可基本得到消除。

不过,在政策、方针得以充分贯彻前,由于社会存在着广泛不满的情绪,一旦失控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现在对社会抗争进行大力控制是必要的;而随着设想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他们认为社会不满情绪将大为减弱,社会抗争将根本减少,乃至消失,因此,现在的严厉压制其实是为了以后不压制,只是过渡性手段。

第二,由于现国家权力解决社会诸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对国家掌控的资源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些有赖于经济的顺利成长和中央财政的充足,因此任何行为都不能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中央的财政控制能力。

但这其实意味着,对现实有着更全面和强烈感受,更有着开出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新一届政府,在其基本实践面并没有走出,或曾尝试走出但又走回了 “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旧路,并且由于当前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使得现国家权力反而可能在”稳定”问题上变得更过敏,更严厉。

所以,知识界要真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仅仅对人们欢迎的政府措施与言论表示支持,对其明显错误的行径予以批判、督促显然是不够的,而更应把自己的一部分重心转至以内在于此历史的方式把握现实的方向上来,即通过诸问题在历史上的清楚关联关系,建立关于现实的系统理解。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看似平板、确定的现实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而只有对这些契机与可能性进行成功的揭示,我们才算在置身现实困境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思想之路,而这样一条思想之路的走出,不仅有助于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更富灵感和现实可操作性地走出既有的现实困扰,走出先前他自以为有效实际上可疑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应对逻辑,而且有助于社会更准确地自我意识与自我理解,并充分认识我们的好生活不仅在经济上的成功奋斗和国家更多的承担责任,也在甚至更在我们对新的生活共同体、新的伦理与生命理解、新的精神方式、新的意义获得路径的开创与发现。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只有真的走出这样的思想之路,知识分子才能更充分地意识他和历史现实间的多种可能建设关联关系,更准确地意识自己的介入点和介入形式如何才能是负责且迫切的,并更有力地把自己思考、研究的现实有效性、迫切性与自己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世界的理想结合起来。

更迫切的政治和历史课题

如上分析,中国当下问题的严重性与多面性已使得我们没有条件把中国问题主要理解为经济成长问题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了。因为政治机体、社会机体问题、日常生活安排和身心难安问题都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加以真正解决,把问题尽量解释为经济问题的做法不仅遮盖了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而且把上述问题过度归结为经济责任,也损害着对经济本身的理解。把中国大陆问题理解为成长问题和再分配问题,而不同时思考中国大陆权力机体、精神机体的问题,必将使经济成长、再分配问题(包括环境、生态等问题)因实际不能脱离这些问题单独考量而难有根本改善。

因此,要真的把握清楚现实、突破各方面问题纠缠于一起的困境,势必需要看清每个问题形成和所以形成的历史,并在看清每一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机制中其他问题所居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诸问题间的实际关联关系。

而如上所建议的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把握、思考方式,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危机的思考、解决方面,可以不仅仅在以经济高速成长、中央财政高度充裕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这一条窄路上徘徊,在环境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思考、解决上,也能突破时下已经充分呈现的”科学发展”目标和现有发展路径间的两难紧张。

对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和种种社会问题与危机所以出现的细致历史分析,会让我们发现,许多过往被解释为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或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的问题与危机,其实并不是发展必然需要的条件或发展必然导致的后果;或即使有关,但并不必然需要这么强的条件,并不必然造成这么强的后果。

而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所以形成的细致历史分析,看这些问题与危机所以形成的经济、制度、历史、观念机制,我们才能确定这些问题与危机和发展往往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改善之因果相关,而是可以在不仅仅依赖再分配的情况下削弱甚至解决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只有经过此种细致的考察,某些发展被确定代价过大并真的不可改善,这时对这些发展的严厉处置才真的是最少浪费的和有充分说服力的。

是以,在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识和观念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其实已失去了当初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当发展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危机的根本前提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便更丧失了力量。也就是说,当被认为和某一问题有关的基本观念得到厘清后,接下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对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细腻、准确的认识。因为,相关基本观念的厘清固然可以给我们思考、评估该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却不能直接为我们更富实际成效地解决该问题提供具体实践方案,尤其当该问题纠缠于一系列问题中时就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在基本观念基本厘清后,转向对该问题和与该问题紧密纠缠问题的细腻、准确地把握与分析。

只有如此,我们对一问题的历史-现实认识才算展开到了它应该展开到的幅度与深度,建基于此上的政治行动思考、行动对策才会是最具建设有效性、最少代价损害的。而对我们现在已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来说,对它们本身和相关问题细腻、准确的认识其实意味着要对中国大陆当代史本身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与检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必须说,对中国大陆当代史准确、深入的把握与理解,是中国大陆当下甚至比投资、能源、消费、环境这些看似分量清楚的诸问题更基本也更迫切的政治课题和历史课题!

原载:2008年某期《南风窗》

裁剪半张照片为本帖结尾,作者香港同胞DoctorFat去年昨夜摄于首都: http://doctorfat.wordpress.com/2007/06/07/%e5%80%92%e5%bd%b1/

就本站某文被高调冠名《网易打枪》略作回应

May 31st, 2008 1 Comment »

本站管理员回应:lxxm.com由小圈子内多位友人自由投稿,观点存异,水准求同,欢迎各方贤达跟帖讨论。关于网易红十字公案,本站主要两篇博客投稿意见未尽相同,观点变化与事实考订亦持续更新,详见:

停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网易打出中国互联网救援重要一枪!

网易中断与红十字会合作事件的“过度阐释”

今欣然见某篇网文高调引用本站博客,特此转载。以下全文来自 http://ingo.org.cn/viewthread.php?tid=2273&extra=page%3D1 立此存照,读者自鉴:

网易黑枪赴国难,误导炒作人心寒
我们能信任的只有完善的监督体制,而不是某个企业或者组织的“良心”。

512大地震过后,网易一直很活跃。集善款、促监督、揭黑幕。一时间仿若网易就是道德良心的化身。我不反对炒作,炒作无所谓,王老吉爱心炒作,大家感谢还来不及。然而纵观网易前前后后的行为,我只能得出一个与其正义外表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网站是流氓!其采用误导、谎言等手段炒作自己,打击他人,绑架善款。轻了说是误导民众,重了说是阻碍赈灾也不为过。
我不是不信任网易--我不信任任何缺乏监督的机构。地震过后,网易就假借与红十字“合作”的名义私募捐款。其捐款帐号为自己的“汇付天下”而非红十字帐号。红十字拒绝这种“合作”后,网易又改换另外一文学基金继续以震灾名义募集捐款。当然,这些钱还是进了所谓“汇付天下”。网易自称把募集到的捐款给了慈善机构,这期间既无监督也无审计,没人能说清网易到底收了多少拿出多少。
网易在自己的页面办了一个“善款明用”的栏目,其意也就是暗指别人都是“暗”用的。那么网易自己是如何明的呢?而且网易这次完全黑箱操作,却没有人质疑,这又是为什么?原来网易自有绝招来转移视线,不仅躲开了监督与质疑,自己还爬上道德巅峰,当起了监督者!大家跟我一起分析一下大震过后网易的种种举措,学习一下网易的高超手法。

一、排行榜排的是爱心么?
关于网易的高调举措,我最先知道的是捐款“排行榜”。我无法猜测网易做这个排行榜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只能说这是一个可笑、可气的举措。捐款排行根本无法说明爱心多少,除了引起攀比和猜疑更无他用。举个例子,某十人小公司如果捐十万、二十万,下半年就要勒紧裤带了。万科这样的巨头,心不甘情不愿的抖抖手,拿了二百万出来。万科排在了小公司的前面接受网易的尊敬。网易到底是尊敬爱心还是尊敬钱呢?这种行为除了让尽全力献爱心的小公司寒心还有什么作用?
在这个榜上,网易始终把自己摆在最醒目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捐的1300W有多少是网友的捐款被改头换面。当然,或许网易真是一个有道德的有良心的公司,在无监督无审计的情况下严于律己也是可能的。不过,谁来证明?

二、以与慈善机构合作为名,钱收入自己腰包
地震过后,各大门户均建立了震灾专栏,其中当然包括捐款项目。几乎所有网站都是跟某个慈善基金合作,捐款直接进入该慈善基金账户。网易是个例外,网易的网页一开始是说与红十字合作(其实没这个事情),后来改成了“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这样一个文学基金会。无论是哪个机构,钱都是是打入网易自己的账户中(详细见第三条事实陈列)。我并不认为网易会贪污这笔善款,但是没有任何监察审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一个商业机构的清白--难道靠自律和良心么?
三、监督?强求红会合作不成大耍流氓
5月18日左右,网易又一个轰动消息:互联网上开始传播一篇名为《停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网易打出中国互联网救援重要一枪!》(以下简称《网易打枪》)的文章。文中提到网易停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的原因在于“监督”问题。
在网易的善款明用页面(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MVQ/sos01.html),背景资料第三条提到:

3,为什么2008年5月14日22时前后的受赠方变更?

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网易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起到全程监控作用。而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则不愿意接受此方式(即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捐款)。经协调,网易于2008年5月14日22时整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宣传合作,同时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的捐款的受赠方改为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

这是一段彻头彻尾的流氓声明,为何这么说呢?我们看看网易在这段话里说出了两个“事实”:
1、网易有一个捐款系统可以记录“网友捐款总数”;
2、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十字或红会)不接受通过此系统捐款。
同时,网易指出其捐款系统可以“起到全程监控作用”,从而给人一种感觉:红会不跟网易合作是因为不肯接受监督。前面提到的《网易打枪》一文也就顺理成章得出结论:红会需要(网易)监督,大家应该学习网易。一时间,网易也被热捧成“网络的良心”。

看到这里,我也感觉红会需要监督,如果网易真能使红十字接受更好的监督,理应鼓掌欢庆。那么为何要说它流氓呢?这里就不得不佩服网易利用国难的炒作能力。而且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事情做的如鱼得水,不得不让人感慨网易耍流氓的水平之高无人可及。
大家都知道,只透露部分事实比纯粹的谎言更有欺骗性。网易说出了两个“事实”,那么我再补充几个:

1、 红十字网站有自己的捐款系统,不仅仅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对于每一笔捐款也均有明确的记录。也就是说比网易更完整,更精确。
红会捐款查询网址:http://60.195.251.39:8081/query.asp
2、 红十字重来不与任何网站做捐款合作,也就是说,网易所谓“捐款”方式的合作从来没得到过红十字的认可,网易却恶意曲解为红会不接受其监督。任何冒充红十字名义把捐款收入自己帐号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诈骗(已经抓了一些了)。
3、 网易 “善款明用”页面的背景资料第五条提到在网易捐款,网络支付接收方显示为“汇付天下”。也就是所谓“合作”是让钱先在网易过一遍手。其在5月14日22点前一直采用这种方式跟红十字“合作”。请参考上一条“事实”判断网易的行为。
4、 红十字的收入与支出明细均要接受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 第十一条)。但是网易没有。
工作条例:http://124.42.9.131/sys/html/lm_20/2007-08-10/162634.htm
审计报告:http://124.42.9.131/gb/jianjie/shenjbg.asp
5、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网易是一个以赚钱为最高目的的商业公司。而红十字是非盈利的公益组织。
6、 一个无关事实:除了网易,没有一家门户、大网站把捐款捐到自己户头。所有网站都是采用跟某个慈善基金合作,捐款直接进入基金账户。

通过这几个事实,大家一定明白了吧。从这里看出网易要的不是监督红会,而是要钱过一遍手――要网友把钱交给它,由它转交给红会。我不知道,也不想猜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想知道一个没任何监督的商业公司如何比一个有监督的公益组织更透明?网易所谓监督只会造成审查混乱,除此以外别无他用。网易不过是强迫红十字与其合作,威逼不成开始耍流氓罢了。

四、善款明用?网易透明了么?
网易在自己的页面办了一个“善款明用”的栏目,其意也就是暗指别人都是“暗”用的。那么网易自己如何明的呢?网易称将“网上捐款的首笔善款 114万送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余下的约70万人民币会送至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这期间既无群众监督,也没有相关部门审计,都是网易自己说的。到底捐了多少,网易拿出了多少,这些钱最后只能成为一笔糊涂账。网易这个时候猛泼红十字污水,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
当然,我想网易做为一个大公司不会在乎百十来万的钱款,没监督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这百十来万善款做手脚。网易,没有监督,不是还有良心么。

五、投票?网络民主?
在前方大力救灾(也是焦头烂额,缺钱少粮)的时候,网易搞了个投票,投手里剩下的70多万该怎么花。“这笔钱是现在用于购买救灾物资,还是灾后重建?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用途?我们将通过网上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多透明啊,透明的都可以干别的去了。直到5月25号,这个投票才结束。此时地震已经过去两周,灾民缺衣少食,在生死线上挣扎。网易,网络的民主、良心。只是灾情紧急,网易的民主用错了地方,良心被狗吃了。
我才知道为什么新奥尔良救灾的时候米国人行动如此迟缓,肯定是投票决定是否救灾了。

六、关于网易对基金的选择
网易最后选定了“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这个基金属于私募性质的文学基金,赈灾并不是主业。我们看看国家对于基金的管理条例:

第四章 第二十九条 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也就是说,这个基金只要使用超过去年余额8%的善款即可,天啊。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金,无法可查的财务,没有公开的审计,拿着一笔巨款,而且不知道去年到底能剩几个钱。我想问问网易,你选择这个基金放弃红十字的原因是什么?

网易做了这么多事情,那么他的行为仅仅是炒作自己么?不是这样的。它炒作很成功,同时也造成了恶劣的后果。《网易打枪》一文发布后,很多人对红十字产生疑虑。在《网易打枪》一文中提到 “大家都真心相信善款能够真正落到救灾的实处,这一条是整个赈灾的基石”。网易成功的动摇了这个基石,对民众捐款救灾的信心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震后红十字一直是接受救灾捐款的主要对象,受到质疑后善款走向开始混乱。

有决定捐给国外红十字的,但是国外红十字再返回中国红十字期间是有费用损耗的。
有自己买物资亲自运送的,就不说个人采购能否比有组织的采购更有力,至少对于灾区物资需求的把握就是一个难题。
有些人就此打消了捐款念头,当然,还有决定捐给网易的。

这期间灾区少收到多少善款,造成了多少损失已经无法估算。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网易提供的捐款支票上盖着“丁磊之印”。而网友的名字只是打印了一大堆个单子,然后让红十字的人挨页盖章。难道红十字工作人员的时间不是救灾成本?有给你盖章的时间,不知道做了多少安排调度。你网易这玩笑开的太离谱了吧!如果日后查询,又要费多大周折,这些难道不是成本?

其实,看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发生的事情:网易搞排行榜――替红十字收钱――红十字不认可――网易发表停止“合作”声明――《网易打枪》文横空出世――投票决定善款使用。我无意猜测什么,只是看到全部事实后发现真相令人如此心寒。

题外话:一个巴掌拍不响,红十字自己不透明是网易此次国难炒作得手的重要原因。网易本来可以正大光明的质疑、监督。可悲的是网易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虽然这样让网易暂时更加风光,但对救灾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成害。
这次救灾红十字冲锋在前,几乎一力承担了救灾钱款和物质的转运分发,在这里表示感谢。但是其混乱的运作机制、低素质的地方官员、不透明的财务状况都让人心生疑虑。希望红十字能在救灾过后给出明细账目供公众查询。如果你自己干净,别人即使想炒作也无从下手。
当然。无论红十字自己的屁股干净与否,网易此次行为都是下作而无耻的。可以炒作,但要保证对赈灾有利的前提。善款需要监督,但如果让网易这种没了良心的流氓网站监督,恐怕就猴子看桃――把善款监督到自己的腰包了。网易作为一个门户网站,无疑是拥有话语权的。网络舆论举足轻重的今天,当话语权的拥有者失去了良心,后果不堪设想

爱在互联网,慎言“不鼓励”

May 20th, 2008 3 Comments »

为避免攀比逼捐之嫌,本文不罗列具体各家捐款金额,涉及排名皆以拼音为序。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他们或是海外上市公司、或是私人投资(海内外风险投资)。它们的创始人,现在还都奋斗在白热化竞争的第一线,无论陈天桥、丁磊、李彦宏、马化腾、马云、史玉柱等等,原来都是平民一个,出生时并没有含着什么金钥匙。他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勇气、信念和理想在创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们都是吃过苦,承受过巨大的压力,他们和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能够深深体会每一分财富的来之不易。甚至,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晰的认识到,他们的企业,阿里、百度、谷歌、巨人、盛大、腾讯、网易、新浪,每天都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领域里面奋斗。仅仅本文中涉及到的这些公司(阿里、百度、谷歌、巨人、盛大、腾讯、网易、新浪),他们的公司和员工到现在为止,已经捐出超过1亿2千万,另外百度和谷歌通过广告竞拍还筹集到7200万,普通网友通过阿里、腾讯、网易电子支付平台,还筹集到4000万(腾讯平台+淘宝平台+网易平台),这些数据每分钟还都在增长。

仅仅这些代表性公司,一口气就募捐超过2.3亿元,这些都是老百姓的钱,没有一分钱是国家资产,都是真正的个人财富(和某些国企大笔捐款还是小有区别,但国企关键时刻捐款仍赢得尊敬)。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长期在移动、电信垄断巨头的阴影下,中美两国互联网和通信产业比例正好相反,这都说明我们互联网公司是生存在什么样的环境。

这些互联网公司,全部都是普通用户一点点的支持,他们互相之间确实也勾心斗角,甚至就是在捐款上面也很可能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互联网上的中国公民,这一次在赈灾上表现出空前的自觉,不仅推动了民间NGO组织蓬勃发展,还推动了“问责监督善款去向”的民政、慈善机构财务透明运动。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政部领导却有这样的说法:

民政部:不鼓励通过网络为地震灾区捐款

庞陈敏表示,如果有一些网站已接受募捐的,应立即将募得的善款通过正常渠道及时转交灾区。所谓正常渠道是是什么?民政部认为,在中央,一是民政部,二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三是中华慈善总会;在地方层面,是各级民政部门组织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公布的救灾捐赠渠道;第三个渠道是在灾区四川、甘肃、陕西等地成立的专门接收机构。

–毫无疑问,都是民政部主导的渠道。全文看下来,除了怕假冒伪劣、怕某些网站同非政府主导的机构合作,“不鼓励”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政府主导的渠道比网络NGO渠道更有透明度和效率。遗憾的是,这正是许多捐赠者不相信的理由。互联网从来不怕打假,互联网甚至在很多地方起着打假先锋的作用。有假冒伪劣,网络渠道捐赠者绝对欢迎政府绳之以法。但民政部应该被问责:为什么有那么多网民不相信官方主导渠道更有效率和透明度?是公共关系宣传战线的失败还是赈灾执行部门本身的失败?请理解网络渠道捐赠者,毕竟这是他们一分一厘的血汗钱,他们只是不希望血汗钱没有真正用到灾区身上。

最后还是那句话,爱在互联网,请官员说出“不鼓励”三个字的时候,再多些慎重。

将逃生和救护知识纳入中国高考!

May 20th, 2008 1 Comment »

中国的孩子和少年,在从小的学习历程里程,很少涉及基本的逃生和救护知识。

如果说我个人在童年时期,最大的一次救护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护”教育,反而是“少年英雄赖宁救火”。(现在教育界的观点就是:不提倡青少年上山救火)。

这次救灾,从媒体机器发动开始,在电视节目上能看到幸存者被救出来时候,新闻记者固然发出由衷喜悦,镁光灯和话筒冲到幸存者身上,在专业救护人员的眼睛里面,这不亚于在杀人,他们对新闻的渴求和救活喜悦全然同时也反馈出整个群体的知识盲点。

解决逃生和救护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内容纳入中国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考试系统。

所有初中高学生升学时候,都挖出10分的份额作为逃生和救护知识必考题。你可以批评这个万恶的死记硬背内容,但是只要在一个人一生之中有过一次利用里面的知识逃生或者救护别人,这些死记硬背都值了。 (其中一个注意点是考核机构不要挖空心思在这个领域里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的目的不是区分人,而是让所有人都懂这个基本知识。)

建议建设部对全国学校等公共建筑质量进行大检查!

May 19th, 2008 2 Comments »

汶川地区大多数的学校都塌了,奇迹是汉龙小学483人无一死亡,虽然可以给出无数个专业理由理由说为什么校舍、教学楼远比普通建筑物更容易倒塌,但疑惑依然在心。好在建设部已经自己表态:开始调查校舍倒塌原因。秋后算账,能算就好。

调查也好,重建也好,请勿忘记灾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学校。(比如,我老家福建古田在今年3月6日就发生一次4.6级地震新华网消息灾后图片),希望建设部启动一次全国大范围的学校、医院等重点公共区域房屋质量大检查。

多数地方的政府干部,你们的孩子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都是当地主要的中小学上课,如果真的教室不行了,说的难听一点,在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孩子又都是公平的。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恳请建设部下决心,对全国地震带上的,甚至非地震带的学校和医院建筑进行一次大检查。估计要抓有问题建筑的“主事”的比较难,但是抓人次要,先把有问题的学校,从技术上看,用什么办法解决一下。让孩子们不要在地狱边缘上课。 毕竟汶川不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大地震。

附图:中国地震带分布:人口密集的京津、辽沈、齐鲁、整个海峡东、西两岸、关中、山西、四川地区、云南还有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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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就“最新坏消息”特别啓事

May 18th, 2008 1 Comment »

转自: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027

特別啓事

週日, 2008-05-18 03:27 — 梁文道特別啓事:

之前情急在此貼了有關牛博賑災的壞消息,現在已有轉機,一有新消息再向大家報告。現在懇請各方朋友暫停轉貼之前的消息,以免影響其中協調工作。情非得已,梁文道在此拜謝。

更新:以下转自牛博网 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8575.aspx

紧急通知

牛博网 @ 2008-5-19 9:58:49 阅读(75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我们的建设银行账户被单向冻结,原因不明。资金能进不能出,经反复交涉,银行方面至今没有给我们明确说法,我们迄今不知道是被谁冻结。银行声称只有法院能这么操作。

请读者不要再向建设银行帐号捐款。现在接受捐款的其它帐号没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使用其它的帐号,但是也请大家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目前来看,最坏的结果是捐款被退回,请大家放心。我们还在继续和有关方面交涉。

建设银行的明细我会马上拍照上传。

罗老师正在前方采购篷布,我们会随时更新情况。

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