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富士康和全国总公会的几点建议

毫无疑问,富士康已经深陷“跳楼门”,而且此串事件之严重,远胜当年华为“自杀门”。
且自杀发生之密集,可见富士康没有一套应对自杀的有效危机干预机制。

和当年讨论华为自杀门一样,依旧需要首次要明确指出——自杀属于心境障碍。这里主要是两个要点,一个是心境问题,一个明确指明自杀是一种障碍。可以 说自杀主要是内因推动决定,生活环境是外因,仅起诱发和促进作用。通常,一个个体受到伤害,就必须要有一个排泄口,如果不是对外反伤害的出口,就是对内自伤的出口。需要强调的是,自杀者,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精神疾病”,自杀可以是一个理性行为。

毫无疑问,富士康还有很多员工处在同已经自杀者一样的心境障碍状态中。此串事件,本质是类似的经历背景,相同的环境,相似的困境(绝望),造就众多同样心境障碍者,这些状态类似的员工群居生活,而且情绪相通。当某个人以自杀为伤害出口后,形成效应,让其它类状态者都开始考虑采用自杀这个出口的模式了。 通俗说,在一个相似困境的朋友圈里,一旦一个朋友或者说一个和自己心理状态类似的人出现自杀情况,会对自己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情绪被“传染”放大。一旦,受影响者认为自杀者通过自杀行为解决(解脱)了面临的困境,那么很可能开始理性考虑自杀。一旦,一个人进入理性自杀的状态,除非解决他的心境障碍,或者让他意识到自杀不能解决当前困境,否则自杀通常很难避免。可以这么说,你封闭了楼道,他还可能割脉,没有刀还可以选择上吊,可以说理性自杀行为是防不胜防的。
所以富士康用天罗地网似的物理隔壁,封闭楼道,加装安全网等,是不能彻底解决员工自杀问题的。
首先,应急地建议富士康:采取某种模式。打乱员工群体间的情绪正常交流模式。截断自杀情绪在私下里,旧圈子里流动。人为制造刺激点,代替现在员工对事件的高关注度。
笔者出几个应急的主意:
强迫解体员工的旧人际圈和人为制造员工工余生活的新关注点。 有一个短期的办法,调整宿舍,但不能让员工个体彻底陷入陌生人包围。而是以旧有的半个宿舍或者三分之一宿舍为单位,进行大调整。但要注意调整的时候,注意回避让原来人际关系紧张的同宿舍的人捆绑进入新环境。这样员工在一个新宿舍范围内,既有旧识可以依靠,又有新交可以尝试。
不断进行集体活动,让员工周围不断出现新的人际交流对象,人为组织员工的聚集模式,切断原来有类似心理状态的人按原来模式聚集,从而切断恶性信息和情绪在员工内部私下传播。 3.再者,公开不承认(但不是不执行)对自杀者高额经济补偿的情况。彻底扭转员工认为自杀成功其关系人能获得高额经济补助的认识。杜绝为解决经济困境而走上自杀道路的理性自杀者。
——这些当然是短期应急切策。治标而已。

在进行应急处置后,由于连续自杀的巨大冲击力,为彻底杜绝类似行为的再发生,富士康还要做很多中长期的工作。

第一,富士康应当建立一个预防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的功能。
要认清,自杀不是一个突然的想法。自杀是一种心境障碍,而这种障碍通常持续时间较长。个体对是否采取自杀行为,内心常常有剧烈冲突。而这种冲突,让自杀者通常会向外界表达自杀意愿。可以说,那些嘴上说我会去死的人,是真的有可能自杀的。只是,这些人发出这信号的时候,其实还并未做出一定要自杀的明确决定,只是在选择生活着死来解决(解脱)困境。很明确地说,他们是在与死亡赌博,更准确说,虽然他们发出的死亡信息,本质却是传递求救的信号,是想让别人关注或者来挽救自己——农民工讨薪就是典型事例,发出自杀信号,实质传递自己的困境,希望有外界来帮助自己。
而富士康,现在要做的就是重视收集这样的信号,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另外,适当借用各种量表,筛查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明显的员工,因为抑郁症是目前社会的最大原因,要能在员工队伍中发现抑郁症患者和抑郁倾向明显人员,对这些人有针对性的组织集体心理辅导。
务必要认识到,想要自杀的人并非在一生中都有自杀企图,事实是想要自杀的人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有这样的想法。一旦心境转变,这些人就没有了自杀念头。也是这样的理论出发点,富士康应该在近期组织各种活动,人为提供新的健康外界刺激,大规模干预员工心理状态,隔绝原有的不良刺激。

在世界各地,男性自杀率远高于女性。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尤其中国农村地区。在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较高。笔者认为主要首因是经济压力,次因则是家庭关系紧张,最末与农村较易获得农药而较难获得及时救治有关。
笔者不能获得富士康员工的男女比例,也未能统计此串事件中性别比例。如果统计发现女工较男工有较高或者相近的自杀率,那么笔者暂将富士康员工所处的状态类比为农村,富士康应适当解决潜在自杀者的经济困境,解决员工的男女情感关系紧张的状态。

还有,笔者在旧文也谈到东西方社会对自杀的完全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或者宗教是明确反对自杀的,认为自杀者无法进入天堂,自杀是很难被原谅或者说被宽恕,而在东方社会,以死为大,以死为尊,自杀成为一种不受谴谪甚至某些场合是令人尊敬的勇敢行为(比如战败自杀,以死上谏)。在东方社会,一旦某人因外界困境或者内心压力自杀,其生前各种罪恶通常得到宽恕,至少减少再受谴责。
富士康能否尝试通过某种教育或者宣传,让员工接受如下观念——自杀不是勇敢而是怯懦的行为,自杀不能受到尊重,甚至不能获得同情,自杀是不负责任,是一种逃避。自杀是不能获得自身社会关系的认可,也不能获得社会原谅的行为。最后让潜在自杀者能形成如此观念:自杀会让自己整个社会关系处于自伤的状态。自杀是可耻的行为。

最末,借富士康事件向全国总公会发出警示:富士康事件,通过媒体的放大,很可能在全国外来务工人员中广泛传播,由于国内大量农民工朋友具有类似的经历背景,相同的环境,相似的困境(绝望)。富士康事件可能在国内劳工市场引发巨大共鸣,很可能在其他城市,其他工厂也出现自杀行为。全国总公会,应当未雨绸缪,早做预防。
全国总工会也可以借富士康事件为契机,通过政府宣传部门,规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和和传播。就既往来看,媒体或者说传播者在自杀报导中扮演了不好的作用。东方社会自杀的信息传播者通常会这样明示或者暗示自杀原因:如追求忠贞爱情(大学学生自杀常见原因)或者科学研究压力(华为自杀门)甚至为对抗某种高压保持气节(如wenge中某些自杀者),对社会某种不公的抗议(富士康这次自杀就有这样的传播倾向,认为是企业剥削的高压,是对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的尖锐反抗)的殉葬品。当然,也许我们很难否认这些自杀原因的某方面真实可敬,但媒体不应该强调宣传这些容易让受众比较认可的自杀价值;其实,相对于生命的消逝,这些所谓价值对死亡个体来说相对渺小。
建议宣传部门限制媒体渲染自杀报道。首先媒体在表达的时候,绝对不可身不由己或者不由自主地对自杀表达崇敬,适当表达惋惜,甚至不发表同情(不知道是否很残忍),反而要突出强调自杀是对生活的背叛,对人类最高价值的抛弃,要强调自杀是对生活失去勇气的怯懦,而不是一种抗争。再者,在报道文字中,也不许因为自杀行为,让自杀者的既往过错得到宽恕,让别人觉得自杀者获得解脱。还要告诉媒体受众,因为自杀者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逃避行为,将自己应付的责任留给了家人,社会,朋友,不但不负责任而且增加社会和亲友的负担。举例来说,某人家庭困难自杀了,不该大量突出报道原来家庭贫困,而要侧重报道自杀后,家庭贫困的加重,或者死者弟弟(妹妹)之类因此背负了多大的精神压力、社会压力、经济压力。一定要强调——自杀,不能解决自杀行为者生前面临的困惑,而是加重了这种困惑。

当然,更绝不容许自杀细节的传播,严禁任何媒体个人将自杀者的自杀方法或者地点、自杀过程十分详细地描述,防止给潜在的后续自杀者提供了自杀范本。而代之以大量自杀人员自杀行为未遂后的各种身体损害,比如:大脑损伤,痴呆,半身不遂麻痹等悲惨结局或此类的真实报到(其实社会媒体从来不关注数量很大的不成功的自杀的悲惨后果,而仅追逐成功自杀的媒体效应)。其实有经验说,告诉准备跳楼自杀的女性,跳楼后容颜之可怖,多数女性会考虑暂时取消这种自杀行为。
如果宣传机构,通过宣传力量,在东方文化系统内建立对自杀的耻辱感而不是崇敬,从而减少社会自杀率,善莫大焉。

附带:为富士康辩解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未必一定高,富士康总工作人员20w,现报道半年自杀13人。自杀率(每年每10w人中的自杀数)暂计为:十万分之13,并不特别高于社会平均自杀率(1999年,中国大陆平均自杀率为13.9,女性14.8,男性13.0)。旧有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社会中的不同阶层,自杀率是一样的。没有调查数据证明某阶层或者某企业有更高的自杀率。此次富士康的自杀率也不能提供这个证明。
大量自杀密集出现,应该非富士康应负的责任,但富士康没有应急干预或者采取不合适的干预,是富士康的遗憾。

本文参考本博旧文《华为莫陷自杀门》

One Response to “给富士康和全国总公会的几点建议”

  1. lxxming Says:

    在授权下,对原文进行修改,转发到我在网易的专利。
    我觉得庸医这批写的还是有一定水平。
    http://blog.163.com/lxxming@126/blog/static/476853262010511058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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